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心系祖国和人民，不畏艰难，无私奉献，为科学技术进步、人民生活改善、中华民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胸怀祖国、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，勇攀高峰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，追求真理、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，淡泊名利、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，集智攻关、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，甘为人梯、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。
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，一艘迎面驶来的轮船船舷上，有两段金色文字：“祖国在向我们召唤，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，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，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！回去吧！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。”这段话摘自“两弹一星”元勋朱光亚在1949年牵头组织起草的《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》。
这艘轮船就是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，钱学森等24位留美学者就搭乘它回到祖国。“我的事业在中国，我的成就在中国，我的归宿在中国。”钱学森的这句话说出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共同心声。作为中国科学家的杰出代表，钱学森、李四光、邓稼先等科学家用满腔热血“为国分忧、为国解难、为国尽责”，为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。
“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，我们没有，我挺想试一试。”1993年，曾有科学家提出建造新一代射电“大望远镜”，中国“天眼之父”南仁东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这样想。
做一项大的科学工程，大部分是没有先例的，需要一个核心人物，南仁东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。他是技术的核心推动者，是团队中掌握新技术最快的人，从宏观把握到技术细节，都免不了他来操心。这一试，从壮年到暮年，22年光阴如梭，口径达500米，其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、8个“鸟巢”体育场的中国“天眼”终于建成。
从钱学森、李四光、郭永怀等老一辈科学家，到屠呦呦、南仁东、黄大年等新中国培养起来的杰出科学家，面对科研，他们身上都凝聚着同样的精神内核，这就是创新、严谨、求实。
在重约两公斤、厚达523页的《钱学森手稿》中，英文清秀流畅，数学公式工整严密。他关于“薄壁圆柱壳失稳问题的研究”，论文只有10页，但现在收集到有关这一问题的手稿就有800多页。在完成这项研究时，钱学森在存放手稿的信袋上用红笔写下“Final”，即“最后的定稿”，但他又写下了“Nothing is final”，即“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”。“作为严谨的科学家，钱学森意识到‘科学探索永无止境’。”两院院士、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郑哲敏曾说，“（这些手稿）是钱学森严谨治学的真实写照，反映了钱学森创造性探索的动态过程。”
追求真理、严谨治学，这是一大批中国科学家对科学的追求。由始至终，他们都在科研中下“真”功夫、“细”功夫。正是他们这种敢于突破、敢闯新路的追求和志向，才开拓了新领域、攀登新高峰。
“调哪儿去？不能说。做什么工作？也不能说。”多年前，结婚才5年的邓稼先就曾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子，开始隐姓埋名、与家人聚少离多的生活。直到1964年，罗布泊升起的蘑菇云替他回答了家人的问题。1986年7月17日下午，邓稼先接过了全国劳模证书和奖章。12天后，他在北京去世，享年62岁。“许身国威壮河山”，邓稼先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，以淡泊名利、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，为中国核武器、原子武器的研发献出了宝贵生命。
同样不在乎个人得失的，还有中国锅炉专业、热能工程学科的创始人之一，多相流热物理学科的先行者和奠基人陈学俊。当党和国家吹响“向科学进军、建设大西北”的号角时，他卖掉上海的房产，带头举家迁往西安，成为交通大学西迁时最年轻的教授。
2020年12月10日，“嫦娥五号”完成取壤任务，为中国带回了宝贵的1731克月壤。壮举的背后，是无数航天人的拼搏与坚守。“嫦娥五号”任务历时10年，汇聚了全国数千家单位的数万名科技工作者。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院士专家，有新一代科技领军人物，也有初出茅庐的95后……
港珠澳大桥通车，举国欢庆，在设计和建造的14年当中，共有21家企事业单位，以及清华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、同济大学、西南交通大学、东南大学、南京大学、长安大学、中山大学8所高校，在包括水文、气象、地质、地震、测绘、环境等各方面展开了51项专题研究。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李克非眼里，港珠澳大桥作为“世纪工程的完工，超级难题的解决”，是千千万万的人努力的结果。
在科技界，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之间传递的不仅有知识、方法，更有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重大科研任务中“挑大梁”的精神和“门风”。
数学家华罗庚曾说，自己要让双肩都发挥作用。“一肩挑起‘送货上门’的担子，把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送到工农群众中去；一肩当作‘人梯’，让年轻一代搭着我的肩膀攀登科学的更高一层山峰，然后让青年们放下绳子，拉我上去再做人梯。”数学家苏步青倡导并实现了“培养学生超过自己”的目标，被称为“苏步青效应”。
